四月的北京春光明媚，静谧安详，突如其来的“非典”却将一切正常生活全部打乱。多亏我们依靠各种信息化手段才能临危不乱。虽然很少有人去联想要是失去电话、手机和网络中国的“抗非”将会怎样。但是，怎样才会做得更好。“非典”让我们做出了那些改变，却是世人都须思考的。

边建边用的利弊
    多年以来地震、气象．防汛，以至经济、金融、人口、海关等信息系统，大多都是在直面灾害和某种紧急需求之后，逐步建设起来的，在管理、预警和“数量经济学”上陆陆续续发挥了作用。
    今天曾在队列后排的卫生防疫领域的信息系统在SARS的冲击下终于紧急提上日程。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能够做到边建设边使用，能同步地进行了动态信息的快速采集、汇总和发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后要避免的正是这种边规划、边建设、边应用的被动机制。信息系统的效能分析和规划权限，除了专业部门要考虑外，更应由人大和政府统筹安排。
    政府部门对信息的需求和处理，绝非居民需求的简单扩大和集合。面对灾害，政府应及时获取连锁反应产生的相关信息和预见到可能突发的新型危机。
    前年北京突降大雪，造成全城交通瘫痪，是一次大自然对城市系统工程的警示。成队汽车载着急于回家的乘客，直到子夜零时还堵塞在立交工程和快速环路上，而惟一不受风雪影响的地铁却准时收车停运，这难道不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讽刺吗？这次事件的教训。不仅仅是需要把“扫雪办”调整为“应急办”，还有整个城市交通工程和交通服务机制，以至更大范围的城市规划的调整。
    “非典”的侵袭冲击着城乡社会的生活观念、意识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对于现代化、信息化以至是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标准的更新，公众的种种陋习也会在自觉和强制中改变。而IT界的成绩，也绝非仅仅是完成了若干应急统计系统和大批投产的电子数字体温表。
    “非典”期间，北京完成了涵盖18区县的“‘非典’疫情监控决策支持信息系统”。全市每天的新发病人数，疑似、确诊、出院直至死亡的信息，都有明确位置标示，提供病人姓名、单位和住址的全面资料。
    上海在10天内建立了“入境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疫情信息即时统计呼叫系统”、“医疗机构‘非典’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系统”。现在，每日入沪15万人，人手一份申报表送交防治指挥部，对寻找曾被疑似病人接触过的人群极为有效。入境人员管理系统连接两个空港、100多个码头、3个铁路站点、32个主要公路道口，系统体现了信息化建设的实力与作用。
    我们既不能预知“非典”的未来也不能确定“抗非”所需要的信息手段。如果“非典”曲线幸运地下滑收敛，对“非典”的防范当然不会终止；而万一要像对抗“艾滋病”和可能衍生的其他病毒那样持久作战，单是流动人员的“过境”信息，旅客健康申报表的处理，就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何况还应面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难、灾害。

区域管辖的反思
    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提出，增强了区域管理和商务活动的需求。多年来对信息系统特别是信息统计的纵横结构，行业和区域分割，多有争论。
    不错，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主管部门，他们对本行业的发展与现实管理，可能更为专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行业与领域的结合面上，常常出现疏漏。
    一些进驻北京城区的新建大中型商业企业，在检讨亏损原因时发现，原来周边的大批居民，已经搬迁到三环路以外。而自己占据的位置，正好是这些居民的老家，商业服务所覆盖的居民数据已经改变。如果说，这些问题还能够直观的看到，那么信息资源管理、公开和共享的问题，恐怕就更加重叠交错和随意遗漏。
    这次“非典”侵袭，能否说明凡是涉及公众生活的服务领域，都应当以面对区域的社会信息化为目标。而省级政府、中央政府的信息需求应能从区域信息中提取必要的要素。信息资源的统一要求、共享规范必然提到新的高度。
    抗击“非典”的信息化系统，要纳入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的建设总体，而它的基础是企业和居民的基础信息。一系列从自然人开始的信息化资源建设，必须要有法规保障。
    要改变对机构、企业惟一性代码的认定，所包括的参数既不应当遗漏。也不应出现过多的重复冗余。改变工商、税务、技监等管辖机构分别规定不同代码和项目内容多头管辖权限反而形成代码数据差异的局面。
    再者，自然人的代码和IC卡在户籍、社保、医疗、税务、驾照等方面的规范和统一，也应提上日程。
    其三，人名法等与信息化相配套的法律，也应加速制定，越是延误即将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非典”的病例统计和疑似病人的登记、查找都要以人名为登录基础。目前，至少在城市的人口管理系统，已经具备和接近具备为出生婴儿姓名登记查重的条件。同名和字库外人名的尴尬，不仅在公安、在金融、在教育在卫生防疫中都凸现出来。
    以手机为代表的通信终端正在和电脑加速靠拢，这是全球制造业引导的方向。从平板式电脑，到PDA、手机、照相机、电子地图等随身袖珍设备都在把商用和家用设备结合起来。
    以物化进步为中心的社会，固然需要用各种终端来延伸入的五官之功能。但是，从人际往来需要出发，如同这次抗击“非典”还需要大量面对面的服务。不仅在医疗，就是在信息化领域中同样需要人工合成服务。
    在“非典时期”，政府、医疗、学校、商业、交通、社区等领域的话务量大量增加。特别是曾被忽略的呼叫中心业务在京沪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病情统计呼叫系统也是在“非典”疫情发作之后紧急完成的。
    所以，从人文的观念出发，也要寻找一条围绕人和人往来的信息化发展思路，在利用上述终端的基础上，在系统构成和软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多种传输方式的必要性
    单纯一种传输途径绝对不能满足各不相同的日常与突发事件的需要。现在，农村、矿山、道路交通等分散工作行业的信息化应用还是显得薄弱。而功能优越的数字广播业务，却仅仅在“金融股市”中小试锋芒。
    如果能够在更大的范围中使用面向用户数据库的数字广播业务，将为全国广阔区域的疫情、抗灾、交通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通信和信息两个领域夹缝中的这种数字广播，大约也要如同当年互联网的发展要得到电信和电子两个领域的认同一样艰辛。
    联想提出了关联应用的新观念，今年3月盖茨在北京也讲述了各种终端应用的新功能，这些应用都离不开数据传输。除了骨干通信网、互联网之外，应当考虑的不仅有局域网，无线接入，也应包括在卫星支持下的为广阔区域服务的数据广播网。
    我们好似站在高速路旁，看着眼花缭乱的各型汽车快速通过，“非典”不过只是一次“追尾碰撞”。凭借自我直观感觉，往往难于得出深入正确的判断。面对“非典”突袭，当然要紧急堵塞“管涌”，完善系统结构。但是要能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技术的目标，我们必将有足够的能力对付大自然的其他挑战。